【我的妈妈是税务员】（4）

作者：托尔斯泰森

　　(16)

　　我们家那块蜂花牌的檀香皂终于还是用完了。

　　那块深褐色的、刻着两朵模糊兰花图案的皂块，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躺在卫生间那个白色的搪瓷皂盒里。它陪着我们度过了很多年，从一块棱角分明的新皂，被岁月和妈妈那双勤快的手慢慢地磨成了一片薄薄的、半透明的、像琥珀一样的月牙。到了最后，它薄得几乎拿不住了，妈妈便会把它小心翼翼地，贴在一块新开封的檀香皂上，让它们融为一体，继续为我们这个家，散发著那股熟悉的、干净的、带着一丝清苦药味的安稳气息。

　　可这一次，当那片最后的、薄如蝉翼的老皂在妈妈手里彻底化为一捧泡沫之后，被请进那个白色搪瓷皂盒里的却不再是它的同类。

　　那是一块我从未见过的、粉红色的、形状像一颗鹅卵石一样圆润的香皂。它没有被任何纸张包裹，只是静静地躺在一个透明的塑料壳里。透过那层塑料壳，我甚至能看到香皂的内部，还嵌着几片细小的、干枯的玫瑰花瓣。

　　它一来，我们家那股熟悉的、清苦的味道就彻底地被驱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高级、更浓郁、也更具侵略性的、属于女人的玫瑰香味。那香味，不像檀香皂那样，只是安静地守在卫生间的一角。它像一个不请自来的、穿着漂亮连衣裙的客人，会霸道地占据我们家每一个角落——它会附着在妈妈刚洗过的毛巾上，会钻进我刚换上的干净衣服里，甚至会混进厨房里饭菜的热气中。

　　我有些不习惯。我甚至觉得连妈妈自己都有些不习惯。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洗完手后会下意识地把湿漉漉的手凑到鼻子前闻一下。她只是用那块新的、滑腻的、散发著浓郁香气的玫瑰皂，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地搓洗着她的手。那架势不像在清洁，更像是在用一种新的、更强烈的气味，去覆盖掉另一种沾染在她手上，只有她自己才能闻得到的、旧的气味。

　　而我们县城里所有的电视机，在那年春天也好像都换上了一种新的味道。　　那部叫《还珠格格》的电视剧，像一场持久不散的、甜腻的龙卷风席卷了我们这个小县城。不管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那几个熟悉的声音。理发店里那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胖师傅，会一边给客人刮着脸，一边跟着电视里那个叫小燕子的、咋咋呼呼的女人一起傻笑。南货店里，老板娘会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为电视里那个总是哭哭啼啼的、叫紫薇的女人，唉声叹气。

　　那件事之后，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异常的平静。妈妈不再去单位加班了，她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早。她也不再研究那些复杂的菜谱，我们家的饭桌，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汤寡水。她只是开始陪着我一起看电视。

　　她会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旁边。她不像我，看得那么投入，会跟着里面的情节，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又大笑。她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手里拿着一件永远也织不完的、深灰色的毛衣。两根竹制的毛衣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嗒、嗒、嗒”的、极有规律的轻响。

　　她的眼睛是看着电视的。但我觉得，她的目光又好像穿透了那层闪着雪花点的、小小的屏幕，落在了某个更遥远、更让她费神的地方。

　　那天晚上，电视里正好演到，那个叫紫薇的格格，被一个凶恶的皇后娘娘，关进了小黑屋里，用很长的针扎她的手指。紫薇哭得撕心裂肺，一旁的容嬷嬷却露出了狰狞的、得意的笑容。

　　我看得又害怕又生气，忍不住攥着拳头，骂了那个容嬷嬷一句：“这个老巫婆，真坏！”

　　妈妈那双正在飞快舞动的、织着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间，停顿了一下。　　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看电视。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那根细细的、在灯光下闪着寒光的毛衣针。过了一会儿，她才缓缓地，用一种很轻、很飘忽、像在说梦话一样的声音，对我，又像是对她自己说：

　　她用那根毛衣针的针尖，轻轻地，敲了敲桌子的边缘，“笃，笃”，发出了两声轻响。

　　“傻孩子，” 她说，声音很轻，也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电视里那些坏人，都是假的。”

　　她顿了顿，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自嘲的弧度。　　“……真要是恨一个人，哪会让她知道。”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不带任何感情。

　　我当时没听懂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妈妈那天晚上，有些奇怪。她身上那股新的、好闻的玫瑰香味，好像也变得和那根冰冷的毛衣针一样带着一丝丝的凉意。

　　我们家那台十四寸的彩电，屏幕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些新的、我看不懂的广告。有一个广告，我印象很深，是卖一种叫背背佳的东西的。电视里，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驼着背的小男孩，在穿上那个像铠甲一样的背心后，腰板瞬间就挺得笔直。广告的最后，总会有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身姿挺拔，才能拥有未来。”

　　妈妈似乎对这个广告很感兴趣。

　　有一天，她从单位下班回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走进厨房，而是从她那个半旧的布兜里，拿出了一套崭新的东西。那不是背背佳，而是一套包装得很精美的文房四宝。里面有一方小巧的端砚，一锭带着松烟味的徽墨，还有几支大小不一的、崭新的毛笔。

　　“晨晨，”她一边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一边用一种看似不经意的语气对我说，“妈妈看你，最近写作业，老是趴在桌子上，背都快驼了。这样不好。”

　　她顿了顿，拿起一支崭新的、笔杆上还刻着字的毛笔，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回盒子里。

　　“以前，外公总说，”字如其人“。他说，一个人的字要是写得歪歪扭扭，那他的心，也是浮的，将来，沉不住气，办不了大事。”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那语气像是在回忆一件很遥远的往事，又像是在说服她自己。

　　从那天起，每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那张方桌，就不再是饭桌了，它成了一张临时的书案。妈妈会先把几张旧报纸，仔仔细细地铺在桌面上。报纸上，还印着一些早已过时的新闻，比如“我国第三艘无人试验飞船发射成功”，或者“某某明星被爆偷税漏税”。然后，她会把那方小小的砚台放在报纸的正中央。　　她研墨的姿态很好看。她会先用一个小小的、白色的瓷勺，往砚台里滴上几滴清水。然后，她会拿起那锭黑得发亮的徽墨，用一种很平稳的、不紧不慢的力道，在砚台里，一圈一圈地慢慢地打着转。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那锭徽墨和粗糙的砚台之间，发出的一种“沙沙”的、极其细微的、催眠般的声响。一股清苦的、混杂了松烟和药草味的、好闻的墨香味，就随着那声响，一点一点地弥漫开来，盖过了家里那股日渐浓郁的玫瑰香气。

　　我喜欢这股味道。它让我觉得，我们家又变回了以前那个虽然清贫，但很干净、很安稳的家。我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我把字练好了，妈妈脸上的那种阴云，就会慢慢地散开。

　　那天下午，我正在练字，门被敲响了。

　　来的人是工会的汪主席。

　　她提着一网兜我从未见过的、金黄色的进口香蕉，敲开了我们家的门。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着我妈妈的手，像对待自己的亲姐妹一样。

　　“程蕾啊，”她把香蕉放在桌上，脸上堆满了那种恰到好处的、既不显得谄媚、又充满了组织关怀的笑容，“我今天可是来给你报喜的！”

　　她从她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鳄鱼皮的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张红色的报名表。她说，县里文化馆和教育局要联合举办一场迎春杯书法大赛，她第一个就想到了我们家晨晨。

　　“这你可得感谢你们吕局长！”汪主席剥开一根香蕉，递给我，那双涂着鲜红色指甲油的手，显得又白又胖，“吕局长前几天，还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晨晨的字练得怎么样了。我说，那还用说？程蕾亲自教出来的，肯定差不了！吕局长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这次比赛的评委，文化馆的李馆长，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已经亲自打过招呼了，说我们税务局，今年就要出一个小书法家，给咱们系统，也给你这个当妈的，争光！”

　　她把“打过招呼了”这几个字，说得又响亮又随意，像在说一件“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再寻常不过的小事。

　　我看到妈妈，在听到那句话时，那张原本还算平静的脸，瞬间就白了。她端着水杯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

　　“汪主席，”她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那杯水，声音很轻，“孩子还小，就是瞎练着玩的，上不了台面。我看，还是……”

　　“哎，你这叫什么话！”汪主席立刻打断了她，那语气瞬间就从刚才的亲切变得带上了一丝过来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点拨意味，“程蕾啊，你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太死心眼了！什么叫上不了台面？领导说你上得了，你就上得了！”

　　她看了一眼正在假装认真看书的我，然后凑到我妈妈耳边，用一种只有她们俩才能听见的、极其神秘的语气，接着说。

　　我虽然听不清她具体说了什么，但我看到了。我看到汪主席在说话时，她的眼睛，一直瞟着我，嘴角，还带着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而我妈妈的脸，则由白转为了红，又由红变回了更深的、毫无血色的惨白。

　　汪主席直起身，又恢复了那种笑呵呵的表情，像一个刚刚办完了一件天大好事的功臣，拍了拍妈妈的肩膀。

　　她把那张写着我的名字的、单薄的报名表，像一道不容置疑的圣旨，重重地拍在了我们家那张铺满了废报纸的、散发着墨香味的桌子上。

　　我看着那张报名表，心里五味杂陈。

　　我辛辛苦苦、一笔一划写出来的、那些黑色的、沉默的字，从一开始就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了。

　　它只是为了给我这件普通的货物，贴上一张闪闪发光的价签，好让那个看不见的、名叫市一中的、昂贵的柜台，能名正言顺地接收我。

　　汪主席走后，我们家那张铺满了废报纸的方桌，就成了一张没有硝烟的战场。

　　妈妈没有再问过我一句“想不想参加”的话。她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红色的报名表，用一块小小的磁铁，吸在了我们家那台雪花牌冰箱的门上。那张刺眼的红色，和冰箱那身斑驳的、泛黄的白色油漆，形成了一种很不协调、却又无法忽视的对照。

　　她对我练字的要求变得比以前严格了无数倍。

　　她不再只是握着我的手，教我笔顺和章法。她会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对面，像一个最严苛的监工。我的手腕稍微抖了一下，她会立刻说：“重写”；我的一个撇捺，稍微顿挫得不够有力，她也会立刻说：“重写”。

　　我们家那叠原本可以用上一个月的毛边纸，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消耗着。每天，我写完字后，厨房的垃圾桶里都会堆满一团团被我揉得皱巴巴的、沾满了黑色墨迹的废纸。那些废纸，像一具具小小的、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沉默的尸体。

　　有时候，我会写到很晚。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家属院里，别家的窗户里都传来了电视机里《新闻联播》开始时，那段熟悉的、激昂的音乐。而我们家，只有那盏十五瓦的、昏黄的台灯，和妈妈那一声声不带任何感情的、“重写”。　　我能感觉到，她不是在教我写字。

　　她是在用一种近乎于自虐的方式，训练我，也是在训练她自己。她好像觉得，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听话，就能把那个已经被“打好招呼”的、内定好的结果，变得……更像那么回事一点，更能让她自己，在面对那个结果时，感到一丝丝的心安理得。

　　而我们家那台金雀彩电，就在那段时间开始出一些奇怪的毛病。它的颜色变得很不稳定。有时候，新闻联播里，那个穿着蓝色西装的男主持人的脸会突然变成绿色，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水鬼。有时候，天气预报里，代表着晴天的、红色的太阳又会变成紫色，像一个熟透了的、巨大的茄子。

　　妈妈找了家属院里那个据说很懂电器的李叔叔来看过一次。李叔叔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头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老化了，没得修了，除非换个新的。

　　“就先这么看着吧，”妈妈对李叔叔说，语气很平淡，“反正，是红是绿，也碍不着看字幕。”

　　那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起了那个充满了奇怪颜色的、荒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绿色的脸，紫色的太阳，都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日常。

　　比赛的结果，毫无悬念。

　　颁奖典礼那天，是在县文化馆那个小小的、铺着红色地毯的礼堂里举行的。我穿着妈妈特意给我买的一身崭新的、有些扎人的蓝色运动服，坐在第一排。　　我甚至连自己的作品都没有在展览墙上找到。

　　当那个我不认识的文化馆领导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腔调，念到“小学组金奖，何晨”时，我感觉整个礼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一撮撮带着火星的、看不见的灰尘，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走上那个铺着红地毯的、高高的舞台，从那个领导手里接过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获奖证书，和一个装着二百块钱奖金的、同样是红色的信封。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为我鼓掌的老师和同学。我看到了曾文静，她也在鼓掌，只是脸上，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我又看到了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脸上带着得体微笑的妈妈。

　　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喜悦，只有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甚至是可耻的负罪感。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这份负罪感从何而来。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在庙会上，被大人用几颗糖哄着，去偷拿了别人摊位上一个漂亮风车的孩子。风车在我手里，转得越是鲜艳，越是好看，我心里就越是发慌。

　　(17)

　　立春那天，我们县城并没有立刻暖和起来。空气里那股烧蜂窝煤的呛人味道，只是被一阵不知从哪儿吹来的、带着河腥味的潮气给冲淡了一些。街角那个给炉子换底的白胡子老头，敲打铁皮的声音倒是比冬天时清脆了许多，不再那么沉闷。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电影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已经冒出了几个比米粒还小的、嫩黄色的芽苞。

　　生活像我们家窗外那条常年流淌的、浑浊的护城河，表面上看起来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可底下那些看不见的淤泥和水草，却在随着季节，悄悄地改变着位置。

　　舅舅是在立春后的第三天来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条用红绳拴着鳃的、硬邦邦的冻鲤鱼。那鱼很大，尾巴拖在地上，像一把灰白色的、僵硬的蒲扇。他一进门，就把那条鱼往我们家那张掉了漆的方桌上一扔，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姐！晨晨！”他搓着被冻得通红的手，脸上带着一种在牌桌上赢了钱才有的、油光满面的兴奋，“看看！野生的！我昨天晚上跟人去水库上下迷魂阵弄的！给你俩补补！”

　　下迷魂阵是我们这里的一种叫法，就是用很细密的渔网，趁着夜色偷偷地在水库里捕鱼。我知道，那是犯法的，被抓住了要罚很多钱。

　　妈妈正在水池边，用冷水洗着一捆菠菜。她没有回头，只是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那些碧绿的、还带着泥土的菠菜叶子，在她那双白皙得有些透明的手里，显得格外鲜艳。

　　“又去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她说，声音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

　　“哎，姐，你这叫什么话！”舅舅一点也不生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把剩下的半包，很自然地放在了桌上，“我跟水库管理所的老张，那是什么关系？铁哥们！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能给咱家弄点荤腥。这不叫鬼混，这叫有路子。”

　　他说着，就凑到我跟前，用那只夹着烟的、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色污泥的手，使劲地揉了揉我的头。“我们晨晨现在可是小书法家了！将来是要去市里念书，当大官的！舅舅现在多给你铺铺路，将来你可不能忘了舅舅！”

　　那条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鲤鱼，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开始慢慢地融化了。一层白色的冰霜，从它灰色的鳞片上褪去，变成了一滩浑浊的、带着土腥味的水，顺着桌子的边缘，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我们家那块本就已经有些翘起的地板革，就那么默默地把那些水，一点一点地吸了进去。

　　妈妈没有去擦那滩水。她只是把洗好的菠菜，整整齐齐地码在砧板上，然后拿起那把陶瓷刀，一刀一刀地，切着。那“笃、笃”的声音，又轻又密，像一只啄木鸟，在很有耐心地，啄着一棵早已被蛀空了的树。

　　那个周末，妈妈带我去了县里的邮电局。她说，要给乡下外公的一个远房亲戚，寄一封贺年的信。那个亲戚，我只在外公生病时见过一面，是个很沉默的、脸上布满了深刻皱纹的老人。

　　邮电局里的人不多，空气中有一股很好闻的、邮票背胶和墨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给我们办业务的，是一个姓刘的阿姨，她认识我妈妈。她烫着一头时髦的、小卷的卷发，说话的声音，像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

　　“哎哟，是程蕾啊！”她看到我妈妈，立刻就笑了起来，那笑容，比窗外那点稀薄的阳光还要热情，“好久没见你了，真是越来越精神了！听说你们家晨晨，前阵子还得了个大奖？真了不起！你可真会教孩子！”

　　妈妈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刘姐，你别听外面的人瞎说，就是孩子自己瞎练着玩的。”

　　“这哪儿是瞎说啊！”刘姐一边麻利地盖着邮戳，一边把声音压得像说悄悄话一样，“现在这年头，有门手艺比什么都强！你看我们家那个丫头，一天到晚就知道看那个什么流星花园，学人家把头发染得黄不拉几的，气得我呀，差点没拿剪刀给她剪了！还是你们家晨晨，文静，省心。”

　　她把那封已经盖好邮戳的信，扔进一个绿色的帆布邮袋里，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凑得更近了些。

　　“哎，对了，程蕾，我问你个事儿，”她那双画着眼线的眼睛，在我们俩身上扫来扫去，“你们家属院，是不是要拆了？”

　　妈妈愣了一下，握着钢笔的手停在半空中。“拆？没听说啊。”

　　“那还能有假？”刘姐的语气里，充满了那种小道消息传播者特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我二姑家的外甥，就在县建委上班。他说，县里早就规划好了，你们那几栋老红楼，连带着后面那片棚户区，都要推平了，盖商品房！听说，开发商就是那个丰泰集团的林老板，阔气得很！到时候啊，你们这些原住户，要么拿钱，要么换新楼。啧啧，你这可是要发一笔横财了！”

　　我看到妈妈那只握着钢笔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看着邮局那扇蒙着灰尘的、大大的玻璃窗。窗外，一辆运送煤气罐的、破旧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地驶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回头，脸上又恢复了那种礼貌的、看不出破绽的微笑。“那敢情好，”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别人的事，“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刘姐你，今天提前给我报喜了。”

　　走出邮电局的时候，外面那阵干冷的风，吹在脸上像被小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妈妈没有说话，只是把我那顶歪了的、带着两个毛线球的帽子扶正了。她的手指冰冷得像一截刚从井里捞上来的铁。

　　回到家，屋子里比外面还要冷。那条被舅舅扔在桌上的鲤鱼，已经完全化冻了，软塌塌地躺在那滩水里，两只浑浊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们家那盏昏黄的、蒙了一层油污的吊扇。

　　妈妈看着那条鱼，又看了看地上那滩已经渗进地板革缝隙里的、脏兮兮的水渍，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抱怨。她只是挽起袖子，把那条鱼拿起来，走进厨房。

　　很快，厨房里就传来了刮鳞片和开膛破肚的声音。那声音，混杂在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里，显得沉闷而又利落。

　　我能感觉到，刘姐那番话，像一颗小小的、带着泥沙的石子，掉进了妈妈那潭看似平静的心湖里。它没有激起什么巨大的浪花，却让那原本就已经很浑浊的湖水，变得更加看不清底了。

　　那个星期三的傍晚，妈妈从单位回来，脸上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压抑着的疲惫。她一进门，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走进厨房，而是把她那个布兜，放在了饭桌上，然后坐在椅子上，对着窗外出神。

　　“妈，今天怎么这么晚？”我一边写作业，一边问。

　　“嗯，”她背对着我，声音从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里传来，显得有些模糊，“临时开了个会。”

　　她淘好米，把电饭锅的按钮按下去，那盏红色的指示灯亮了起来。然后，她才转过身，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我。

　　“明天晚上，你跟我出去吃顿饭。”她说，语气很平静。

　　我抬起头，看到她脸上有一种我熟悉的、压抑着的疲惫。

　　“市里教育局的领导来了，”她没有解释她是怎么知道的，也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只是陈述着一个事实，“饭局安排在新世纪酒店。”

　　第二天下午，妈妈很早就从单位回来了。她没有做饭，而是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近乎于仪式的准备。她先是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洗了一个很久的澡。然后，她拿出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衣服。那是一件黑色的、样式很简单的羊绒连衣裙，领口和袖口，都镶着一圈细细的、白色的蕾丝。

　　她站在那面小小的穿衣镜前，给自己化了妆。她甚至还用那种需要用火柴烤一下才能用的、黑色的眉笔，仔仔细细地描画着自己的眉毛。镜子里那个女人，很漂亮也很陌生。那身深色的衣服，让她显得比平时成熟、也憔悴了很多。　　我们出门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妈妈没有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而是带着我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新世纪大酒店是我们县城里，唯一一家名字里带大字的饭店。它就坐落在县政府的斜对面，是一栋六层高的、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的小楼。楼顶上立着几个巨大的、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在傍晚那片青灰色的天幕下，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巨大的、正在呼吸的怪物的眼睛。

　　我们被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高个子的迎宾小姐，领进了一个名叫“牡丹厅”的包厢。

　　包厢很大，里面摆着一张巨大的、可以坐十几人的圆形餐桌。桌子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已经摆好了一套套崭新的、用塑料薄膜封装起来的餐具。

　　吕叔叔和他的客人们，已经到了。

　　包厢里烟雾缭绕，一股混杂了酒气、饭菜香和浓重烟草味的热气扑面而来。吕叔叔正靠在椅子上，手里夹着一支烟，和身边一个我不认识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谈笑风生。那个男人看起来很斯文，不像个官员，倒像个大学老师。

　　看到我们进来，吕叔叔没有立刻站起来，只是笑着，对他身边的人说：“说曹操，曹操就到。”然后，他才站起身，很自然地，朝我妈妈伸出手。

　　“程蕾，来了啊。”他的语气，既像是领导对下属，又像是老朋友之间的招呼。

　　妈妈伸出手，和他轻轻地握了一下，指尖刚一触碰到就立刻分开了。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吕叔叔的目光，转向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这位，是市教育局的陈处长，主管基础教育这一块。旁边这位，是市一中的高校长。”

　　那个被称为陈处长的男人，也站了起来。他不像我想象中那样肥胖，反而有些清瘦，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很深的皱纹。他主动向我妈妈伸出手，说：“程蕾同志，你好你好，经常听老吕提起你，说你是他们局里难得的笔杆子，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他的话，听起来很客气，但那双镜片后面的眼睛，却带着一种审视的、锐利的光。

　　妈妈的身体，在那道目光的注视下，不易察觉地，僵硬了一下。但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脸上，挤出了一个礼貌而又谦卑的笑容，微微地躬了躬身子。“陈处长您过奖了，我就是做点分内的工作。”

　　“坐，坐，”吕叔叔指了指他身边的两个空位，“程蕾，你带着晨晨，就坐这儿。”

　　我被安排着，坐在了妈妈和吕叔叔的中间。

　　那顿饭，吃得异常的热闹，也异常的漫长。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我从未见过的、装在漂亮盘子里的菜。有一道菜，是用一只完整的、被烤得油光锃亮的甲鱼，趴在一个巨大的白瓷盘子里，周围还围着一圈小小的、像鹌鹑蛋一样的、白色的蛋。吕叔叔亲自用公筷，夹了一块最肥厚的甲鱼裙边，放进我妈妈的碗里。

　　“程蕾啊，”他说，语气里，充满了关怀，“你就是太瘦了。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来，多吃点这个，大补。”

　　妈妈低着头，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吕局长”，然后，就用筷子把那块滑腻腻的、看起来有些恶心的甲鱼裙边拨到了碗的一角，再也没有碰过。

　　饭桌上，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我展开。那些我不认识的叔叔们，轮番地，用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充满了赞许的语气，夸奖着我的书法，夸奖着我的学习成绩。那个斯文的高校长，笑呵呵地说，像我这样的好学生，市一中的大门，随时都为我敞开。

　　我像一个被摆在展台上的、漂亮的商品，被他们从各个角度，反复地欣赏估价，然后贴上一张张闪闪发光的、写着前途无量的价签。

　　我全程都只是低着头默默地吃着自己碗里的白米饭。我能感觉到，妈妈那只放在桌子底下的手，一直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全是冰冷的、潮湿的汗。

　　饭局的下半场，开始喝酒。那个县教育局的张科长，提议说，为了庆祝我们晨晨同学的前程似锦，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敬程蕾同志一杯。

　　于是，所有人都端起了酒杯。妈妈的脸，在那一瞬间，变得惨白。

　　“我……我不会喝酒……”她试图推辞。

　　“哎，程蕾同志，”那个市教育局的陈处长，放下了筷子，脸上的笑容不变，但语气却变得有些严肃，“今天在座的，没有外人。这杯酒，不是官场上的应酬，是几个长辈，为孩子的未来，喝一杯。你要是不喝，那可就太见外了。”　　他的话，说得不重，却像一张无形的网，把妈妈所有推辞的路，都给堵死了。

　　妈妈的嘴唇微微地颤抖着。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坐在她身边的吕叔叔，那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

　　吕叔叔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他只是笑着端起自己的酒杯，对妈妈说：“程蕾啊，陈处长难得来一次，你就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嘛。”

　　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已经没有了任何转圜的余地。

　　我看到妈妈，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她端起面前那杯满满的、散发著辛辣气味的白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那晚她喝了很多酒。

　　饭局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吕叔叔说，光吃饭太单调，他已经安排好了下半场的活动，要带市里的领导们，去体验一下我们县城的桑拿。

　　我们一行人，又分乘几辆车，去了那家名叫金色年华的洗浴中心。

　　那地方，比新世纪大酒店还要富丽堂皇。大厅里，铺着厚厚的、能陷进脚脖子的红色地毯，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巨大的、像一串串水晶葡萄一样的吊灯。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混杂了消毒水和某种高级香薰的、让人有些头晕目眩的味道。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脖子上挂着对讲机的、像是经理一样的人，恭恭敬敬地把我们领到了二楼。

　　二楼的走廊光线很暗，墙壁上都用深红色的、软软的皮革包裹着。经理在一个挂着男宾部牌子的门口停下，又指了指走廊的另一头，对妈妈说：“女士，您的更衣室在那边，会有专门的服务员引导您。”

　　妈妈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不安。

　　“放心吧，”吕叔叔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来照顾晨晨，丢不了。”　　然后，他就和其他几个男人一起推开了那扇厚重的、镶着金色铜边的门。　　我也被裹挟着走了进去。

　　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完全属于成年男性的、陌生的世界。

　　空气里充满了闷热的、潮湿的水蒸气，混杂着各种各样男人的汗味和沐浴露的香味。到处都是光着身子的、白花花的、肥瘦不一的男人。他们有的挺着巨大的啤酒肚，在淋浴头下大声地唱着跑了调的歌；有的三三两两地，泡在那个冒着热气的、巨大的按摩池里高声地谈笑着。

　　我被一个穿着白色短裤的服务员领着换上了一套同样是白色的、又大又短的浴袍。然后就被带进了一间充满了浓密白雾的、名叫干蒸房的小木屋里。

　　那屋子很小，也很热，像一个巨大的、正在加热的烤箱。吕叔叔和他的朋友们，都赤着上身，只在腰间围着一条白色的浴巾，歪歪斜斜地靠在滚烫的木板上。他们的皮肤，都被蒸得通红，身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被安排着坐在了离门最近的一个角落里。那里的温度稍微低一些。

　　他们没有再聊我的事情，而是开始聊一些我听不懂的、关于人事调动和项目招标的话题。我像一只不小心闯进了巨人国的、小小的蚂蚁，缩在那个滚烫的角落里，听着他们那些充满了暗语和黑话的、高深莫测的交谈，感觉自己随时都可能被这屋子里闷热的空气和那些我无法理解的语言给融化掉。

　　就在我快要昏昏欲睡的时候，那个市教育局的陈处长突然话锋一转，用胳膊肘捣了捣身旁的吕叔叔，脸上带着一种男人都懂的、暧昧的笑容。

　　“我说，老吕，”他说，声音，因为喝了酒和被热气蒸着而显得有些含糊不清，“你今天带来的那个程蕾……不简单啊。我刚才敬她酒的时候，你没看见，那小眼神，跟那小眼神，跟刀子似的，刮得我脸上生疼。这种女人，性子烈，不好驾驭吧？”

　　我那颗昏昏沉沉的脑袋，在那一瞬间猛地清醒了过来。我竖起了耳朵，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

　　桑拿房里很闷，木板烫得人皮肤发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被烤干的松木混合着汗液的、奇特的味道。吕叔叔靠在滚烫的木墙上，闭着眼睛，像是在享受着高温带来的的晕眩感。他脸上挂着一层薄薄的汗珠，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油腻腻的光。

　　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带着笑意的嗯声，那声音拖得很长，充满了某种回味无穷的意味。

　　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睁开眼睛，那双总是显得很温和的眼睛里，此刻却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像是酒足饭饱后的、慵懒的满足感。

　　“老陈，你看人还是准的，”他慢悠悠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这就像吃鱼。清蒸的鱼，吃的是那个鲜味儿，但总觉得寡淡。还是得吃这种带刺的野生江鱼，肉虽然不一定多嫩，但你把那根最硬的主刺给抽出来的时候，那滋味……啧啧，不一样。”

　　他这番话说得云淡风轻，却让这间狭小而闷热的木屋里，响起了一阵意味深长的、男人们都懂的、低低的哄笑声。

　　那个市教育局的陈处长，用他那肥厚的手掌拍了拍自己滚圆的肚子，笑得最大声。他看了一眼角落里那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的我，然后转回头，用一种更加肆无忌惮的、带着酒气的粗俗腔调说：

　　“老吕你这比喻，精辟！不过我可跟你说，这种女人，就是一盘菜，看着好看，闻着香，尝一口，扎嘴！也就你吕局长有这个耐心，肯花功夫去挑刺。要换了我，直接一筷子，夹散了算逑！什么清高不清高，关了灯，拉到床上，还不都一个B样？我就不信，她还能给你念出首唐诗来？”

　　他的话像一瓢滚烫的、混杂着油污的泔水，劈头盖脸地泼了过来。我感觉我脸上那层薄薄的皮肤，都被烫得生疼。

　　我下意识地抬头去看吕叔叔。

　　我以为他会生气，或者至少会出言制止。

　　可他没有。

　　他只是笑了笑，摇了摇头，那动作像一个宽宏大量的学者，在纠正一个学生粗浅而又错误的观点。

　　“老陈，你这就把事情看简单了。”他拿起旁边一条湿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用一种近乎于讲课的、充满了智力优越感的语气，不紧不慢地接着说：

　　“你说的，是最低级的玩法，那是纯粹的发泄，没意思。对付这种女人，乐趣不在于把她夹散，而在于”品“。你得懂她心里那点九曲十八弯。她骨子里，比谁都傲，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配不上她。可她又不得不低头。所以啊，你不能让她觉得是她在求你，更不能让她觉得是你在强迫她。”

　　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慢慢地摇了摇。

　　“你要让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是一场等价交换。她用她最宝贵的东西，换她儿子一个光明的前途。你把这个前途给她画得越大，越光明，她就觉得自己的牺牲越值得，心里那点负罪感，就越少。”

　　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我看不懂的、近乎于残忍的微笑。

　　“最妙的地方，就在这儿。她越是说服自己这是一场交易，她就越要敬业。她会比任何一个外面的女人，都更卖力地，去伺候你，迎合你。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她付出的价格。她在床上越是放荡，心里就越觉得自己伟大。她会一边在你身下呻吟，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看，为了我儿子，我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你看着一个平日里连跟你多说一句话都觉得是恩赐的、清高得像仙女一样的女人，在你面前，褪下所有伪装，用她最看不起的方式，去努力地取悦你……那种感觉，老陈，比单纯的男欢女爱，要刺激一百倍。”

　　他说完，又闭上了眼睛，靠在墙上，不再说话了。那神态，像一个刚刚享用完一场饕餮盛宴的、心满意足的美食家。

　　整个桑拿房里，一片死寂。只有墙角那个烧得通红的电炉，在发出“滋滋”的、细微的声响，像一条被烤得快要干死的、小小的蛇。

　　我坐在那个滚烫的角落里，一动不动。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不小心，听到了魔鬼布道的、迷路的孩子。那些话，像一根根烧红了的、带着倒刺的铁丝，钻进了我的耳朵里，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滚烫的烂泥。

　　我忽然明白了。

　　他们不是不怕我听到。

　　他们是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一个能听懂话的人。

　　在他们眼里，我大概就跟这间桑拿房里，那个用来计时的、不断漏着沙子的沙漏，或者墙角那块被烤得滚烫的、只会发热的石头一样。我只是一个物件，一个场景里无足轻重的摆设。

　　或许，在吕叔叔看来，我的存在，非但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炫耀。就像一个猎人，在向他的朋友们展示一张完整的、毫无瑕疵的虎皮时，还会特意把那只被他一并捕获的、惊魂未定的小老虎，也放在旁边。

　　你看，不仅母的被我降服了，连这只小的，也只能乖乖地趴在这里，看着我，听着我，连一声呜咽都不敢有。

　　那种被彻底无视、被当成一件没有知觉的家具的羞辱感，比他们话语里那些肮脏的内容本身，更像一把冰冷的、生了锈的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骨头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桑拿房的。

　　我只记得，当我换好衣服，被那个服务员领着重新回到二楼那个灯光昏暗的休息大厅时，我看到了妈妈。

　　她已经洗漱完毕，换上了来时那身黑色的连衣裙。她没有坐在那些宽大的、舒服的真皮沙发上。她只是一个人，靠在走廊尽头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用额头抵着冰冷的玻璃，像是在用那份凉意来缓解酒后的头痛。

　　她听到了我的脚步声，缓缓地转过身来。

　　她的脸，因为喝了太多酒，也因为刚从桑拿房里出来，而泛着一种不正常的、潮湿的红晕。她的眼神是涣散的，像两潭被搅浑了的、深不见底的水，努力了很久，才把我的样子，聚焦在里面。

　　她看着我，脸上很努力地扯出了一个微笑。

　　那是一个属于醉酒之人的、迟钝的、没有力气的微笑。那笑容没有抵达她的眼睛，只是像一层薄薄的面具，挂在她那张潮红的、疲惫的脸上。

　　“晨晨，”她开口了，声音很沙哑，带着浓重的酒气，“等……等急了吧？走，妈妈带你回家。”

　　吕叔叔的车，就停在金色年华门口那片灯火通明的停车场里。那是一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车身被洗得锃亮，像一头沉默的、蛰伏在夜色里的黑色巨兽。

　　回去的路上，吕叔叔亲自开着车。车里没有开灯，只有仪表盘上那些绿色的、红色的指示灯，在黑暗中，散发著一层幽幽的、鬼火般的光。吕叔叔没有再说话，他只是打开了车里的音响。一阵舒缓的、我叫不出名字的钢琴曲，像一条冰冷的、滑腻的蛇，悄无声息地缠绕在我们三个人之间。

　　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她靠在副驾驶的车窗上，似乎是睡着了。她的呼吸，很沉，带着一股温热的酒气，均匀地喷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凝结成一小片白色的、模糊的雾。那些窗外飞速倒退的、模糊的路灯光影，就透过那片小小的、由她的呼吸制造出来的雾，一明一暗地，打在她那张毫无防备的、苍白的侧脸上。　　我坐在后排，我能闻到车里那股混杂了高级皮革、淡淡的古龙水，和妈妈身上那股洗过澡后，残留的、陌生的沐浴露的味道。那气息，像一层看不见的、冰冷的薄膜，把我们三个人裹在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令人窒息的茧里。

　　车子很快就开到了我们家属院的楼下。

　　吕叔叔把车稳稳地停在院子里那棵被砍掉了的香樟树的树桩旁，熄了火。车里的钢琴声戛然而止。

　　世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静得，我能听到妈妈那沉重的、带着酒意的呼吸声。

　　“到了。”吕叔叔说，他没有回头，只是看着前方，那栋在夜色中显得像一具巨大骨架一样的、黑漆漆的红砖楼。

　　他伸出手，轻轻地推了推副驾驶座上的妈妈。

　　“程蕾，醒醒，到家了。”

　　妈妈的身体，像一只受惊的猫，猛地颤抖了一下。她睁开眼睛，眼神里充满了刚从梦中惊醒的、茫然的恐惧。她看着窗外那栋熟悉的、破旧的红砖楼，过了很久才像是找回了自己的魂魄。

　　“……哦。”她应了一声，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掉在了雪地上。

　　她推开车门，想要下车，脚下却是一个踉跄，险些摔倒。

　　吕叔叔立刻也下了车，绕到另一边，扶住了她。

　　“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他的语气，带着一种责备，却又充满了不容拒绝的体贴，“我送你们上去吧。”

　　“不……不用了，”妈妈挣扎着，想从他的手臂里挣脱出来，可她浑身绵软，没有一丝力气，“晨晨，扶着妈妈。”

　　我赶紧下车，从另一边架住了她的胳膊。我能感觉到，她的整个身体都像一袋没有骨头的、沉甸甸的米，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

　　我们三个人，就以一种极其古怪的姿势，站在那辆黑色的奥迪车旁。

　　吕叔叔没有松手。他只是看着我妈妈，脸上，又挂起了那种温和的、不容置疑的笑容。

　　“程蕾啊，”他说，语气像是在谈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公事，“明天上午，局里临时要开个党组会，研究一下省里最新的税改精神。你晚上，把相关的材料，再熟悉一下，明天会上，我可能要让你做个简单的发言。”

　　我看到妈妈那张因为醉酒而潮红的脸，在那一瞬间血色褪得一干二净。　　“可是……吕局长，”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挣扎，舌头都有些打结，“那些材料……都在……都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锁着……”

　　“我知道。”吕叔叔笑了。那笑容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高深莫测。“所以，你今晚，就别回去了。我送你去单位醒醒酒，正好，也把材料准备一下。”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仿佛我真的就是旁边一棵不会说话的、没有知觉的树。

　　车厢里，陷入了一阵比死亡还要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看到妈妈那只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地攥成了一个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变得惨白。

　　她那张因为醉酒而潮红的脸，在那一瞬间，血色褪得一干二净。她猛地抬起头，那双因为酒精而显得有些涣散的眼睛，第一次直直地看向了吕叔叔。

　　“不行。”

　　她说，声音不大，却像一块冰，掉在了烧红的铁板上，发出“呲”的一声轻响。

　　吕叔叔脸上的笑容，微微地凝固了一下。他大概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她还会拒绝。

　　“吕局长，”妈妈的舌头还有些打结，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异常清晰，“今天谢谢您的招待。晨晨……明天还要上学，我必须带他回家。”

　　她说“必须”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属于一个母亲的、最后的固执。

　　她没有再给吕叔叔说话的机会。她推开车门，踉跄着下了车，然后绕到另一边，拉开我这边的车门，把我从车里拽了出来。那动作快得像是在逃离一场即将吞没她的火灾。

　　“吕局长，您慢走。”她背对着那辆黑色的奥迪，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然后，就拉着我的手，几乎是拖着我，快步地，朝着我们那栋黑漆漆的红砖楼的楼道口走去。

　　我能感觉到，身后那两道雪亮的车灯，像两只巨大的、沉默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进那片更深的、楼道里的黑暗中。

　　上了楼，妈妈用那只还在微微发抖的手，摸索了很久，才把钥匙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门开了。屋子里，一股冰冷的、带着灰尘味的空气，迎面扑来。

　　她没有开灯。她只是把我推进屋里，然后，自己靠在门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那喘息声在寂静的黑暗中，像一台破旧的、漏气的鼓风机，充满了劫后余生般的、剧烈的疲惫。

　　过了很久，她才直起身，走到我的床边。

　　“晨晨，”她蹲下身子，帮我脱掉鞋子，盖好被子，那动作笨拙而又急切，“早点睡，明天……妈妈给你煮荷包蛋。”

　　我躺在床上，假装闭上了眼睛。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浓重的、尚未散尽的酒气，和我从未在她身上闻到过的、那家高档酒店里特有的、混杂了烟草和饭菜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她帮我掖好被角，就站起身，走出了那道隔开我们两个世界的、半旧的印花布帘子。

　　我听到她在客厅里，摸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那“咕咚、咕咚”的、大口吞咽的声音，像是在吞咽着什么滚烫的、无法言说的东西。

　　然后是一阵死寂。

　　我躺在黑暗中，却一点睡意也没有。我的心脏，还在“怦怦”地跳着，像一只刚刚躲过了猎鹰追捕的、惊魂未定的小兔子。刚才在车里那场无声的对峙，楼下那两道雪亮得像探照灯一样的车灯，都像一场刚刚结束的、惊险的噩梦。　　可现在，我安全了。我们都安全了。

　　我听着帘子外面，那熟悉的、属于我们家的寂静。我能分辨出墙上那只老座钟停止摆动后留下的沉默，能分辨出厨房里那只旧冰箱偶尔发出的、像老人咳嗽一样的“咯咯”声。这些在平日里让我感到厌烦的、象征着贫穷和陈旧的声音，在这一刻，却像最动听的催眠曲，一下一下地，抚慰着我那根绷紧了一整晚的神经。

　　我甚至感到了一丝庆幸，和一种孩子气的、小小的骄傲。

　　我觉得，妈妈胜利了。

　　我悄悄地把眼睛睁开一道缝。

　　我看到，她就那么穿着那身黑色的连衣裙，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一样，静静地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她没有开灯，也没有动。窗外那一点点从邻居家窗户里透出来的、微弱的光，勾勒出她那个瘦削的、僵硬的侧影。

　　她像一座被遗忘在了时间里的、冰冷的雕像。

　　看着她那个一动不动的背影，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一点一点地放了下来。

　　我紧绷了一整晚的身体，终于一点一点地放松了下来。困意，像一阵温暖的、厚重的潮水，慢慢地将我淹没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我是被一种奇怪的“咔哒”声给吵醒的。

　　那声音，很轻，也很固执，像是楼上王阿姨家那只没关紧的水龙头，在一下一下地滴着水。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屋子里依旧是一片漆黑。可那“咔哒”声，却异常的清晰。

　　我侧耳听了听，那声音不是从楼上传来的。

　　它来自我们家的客厅。

　　那是我们家那只老旧的石英钟，秒针在走动时发出的声音。

　　我心里猛地一沉。

　　我记得很清楚，那只钟早就因为没电，停在了七点一刻的位置，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响过了。

　　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掀开了那道印花布帘子。　　客厅里空无一人。

　　妈妈不在那张方桌旁。她也不在她的那张床上。那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今天早上我出门时一样，没有人动过。

　　她不见了。

　　一股冰冷的、彻骨的寒意，瞬间就从我的脚底，窜上了我的头顶。

　　我赤着脚跳下床。地板冰冷得像一块巨大的、冬日里的铁板。

　　我冲到门口，那扇木门，从里面被人用心地反锁着。我把手贴在门板上，那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点属于妈妈的、从外面带回来的、冰冷的寒气。

　　她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她又是怎么出去的？

　　我像一只疯了的、没头苍蝇一样，在屋子里到处寻找着。

　　我跑到厨房，窗户紧紧地关着。我又跑到阳台，那扇通往外面的小窗，也从里面牢牢地插着。

　　这个家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完整的盒子。可盒子里那个最重要的人却凭空消失了。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巨大的、无法理解的恐惧给逼疯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卫生间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半旧的塑料帘子上。

　　我走了过去，掀开了帘子。

　　一股混杂了玫瑰香皂和她晚上用的那种廉价面霜的、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

　　卫生间里空无一人。

　　可就在那个小小的、用来放洗漱用品的、水泥砌成的台子上，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妈妈晚上出门前，用来化妆的那面小小的、带塑料花边的折叠镜还立在那里。镜子的旁边，散落着一些黑色的、像粉末一样的、细小的碎屑。我知道，那是她用火柴烤那根眉笔时，掉下来的。

　　镜子前面还放着一小团被揉得皱巴巴的、白色的卫生纸。

　　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把那团卫生纸展开了。

　　在那团柔软的、白色的纸巾中央，我看到了一抹鲜艳的、像凝固了的血一样的、暗红色的印记。

　　那是一个被用力地、反复地抿过的、不完整的唇印。

　　那一刻，桑拿房里那些滚烫的、肮脏的话，像一群挣脱了牢笼的魔鬼，尖叫着，呼啸着，重新冲进了我的脑子里。

　　“……关了灯，拉到床上，还不都一个样？”

　　“……她在床上越是放荡，心里就越觉得自己伟大……”

　　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扶着冰冷的墙壁，蹲下身子，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能发出一阵阵干呕。

　　我再也睡不着了。

　　我一个人，穿着单薄的睡衣，坐在那张冰冷的、掉了漆的方桌旁。我听着窗外，那阵不知疲倦的、呜咽般的寒风，听着墙上那只不知被谁换上了新电池的、正在重新走动的石英钟，发出的“咔哒、咔哒”声。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全世界遗忘了的、小小的守夜人，独自守着这栋巨大的、沉睡的、像坟墓一样的红砖楼。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直到窗外的天色，从一片死寂的墨黑，变成了一种带着鱼肚白颜色的、冰冷的青灰色时，楼道里才终于传来了那阵熟悉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脚步声。

　　那声音，很轻，很慢，带着一种宿醉后的、拖沓的疲惫。

　　我赶紧跑回床上，用被子蒙住了自己的头，假装睡着了。

　　我听到钥匙插进锁孔的、干涩的转动声。门开了，又轻轻地关上了。

　　妈妈回来了。

　　我从被子的缝隙里，悄悄地往外看。

　　我看到她像一个幽灵一样，默不声地站在门口的黑暗中。她身上还穿着那件黑色的连衣裙，只是那件衣服，不再像昨天出门时那样笔挺，上面多了很多深深的、凌乱的褶皱，像一张被揉搓了很久的、黑色的废纸。她的头发也有些散乱，几缕发丝黏在苍白的脸颊上，在清晨那点微弱的、灰白色的光线下，像几道小小的、黑色的泪痕。

　　她站了很久，才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线的木偶一步一步地挪进了屋。那双半高跟的、黑色的皮鞋，踩在地板上，不再发出昨天出门时那种清脆的“笃笃”声，而是一种沉闷的、拖沓的、像是在泥地里跋涉过的声音。

　　她没有开灯，径直地走进了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半旧的塑料帘子后面。　　里面很快又传来了哗哗的水声。

　　天一点一点地亮了。

　　我听到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准备着早饭。那声音依旧是那么的按部就班，仿佛昨夜的一切，都只是一场与她无关的、荒诞的梦。

　　可当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走到我的床边，叫我起床时，我的目光，却像被磁石吸住的铁屑，死死地，黏在了她的腿上。

　　她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灰色的旧毛衣，可下半身却还来不及更换。她的小腿上，依旧穿着昨晚那双黑色的、薄薄的丝袜。

　　那不是我熟悉的那种不透明的、厚实的黑色裤袜。那是一种极薄的、近乎半透明的黑色，像一缕轻烟，缠绕在她的皮肤上。在从窗户透进来的、灰白色的晨光里，我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那层薄薄的尼龙布料下，她小腿肚那光滑、白皙的轮廓。那布料紧紧地绷在她秀气的脚踝那优美的曲线上。我第一次注意到，那袜子的表面，带着一层极其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光泽，仿佛曾经被什么濡湿过，此刻正慢慢地干涸，以一种潮湿的、亲昵的姿态，紧贴着她的肌肤。

　　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猛地停滞了。

　　那不是我熟悉的那种不透明的、厚实的黑色裤袜。那是一种极薄的、近乎半透明的黑色，像一缕轻烟，缠绕在她的皮肤上。在从窗户透进来的、灰白色的晨光里，我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那层薄薄的尼龙布料下，她小腿肚那光滑、白皙的轮廓。那布料紧紧地绷在她秀气的脚踝那优美的曲线上。

　　我的目光像一只不受控制的、贪婪的虫子，开始在那片神秘的黑色上寸寸地、仔细地爬行。

　　我看到在她右腿的、靠近脚踝内侧的、那个极其不起眼的位置，有一道极其细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被什么东西不小心勾破了的抽丝。

　　那道抽丝，像一道小小的、精致的、白色的闪电。

　　它无声地，却又无比清晰地，划破了那片完整的、深不见底的黑色。那道小小的破损，让周围原本平整、光滑的尼龙表面，起了几道极其细微的、像水波一样的褶皱。那褶皱里，仿佛还残留着昨夜，某个瞬间的、剧烈的挣扎。

　　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顺着那道几乎看不见的抽丝，往上移动。

　　我看到了她的膝盖。那层薄薄的黑色织物，在膝盖骨的位置，因为反复的弯曲和伸展，颜色变得比其他地方更浅，更透明。透过那层被撑薄了的尼龙，我甚至能看到她皮肤上，有一小片淡淡的、模糊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用力按压过的红痕。

　　那片红痕像一朵开在薄冰之下的、羞耻的、小小的桃花。

　　然后，我的目光在她的左腿大腿外侧停住了。

　　那里，袜子的表面，不再是均匀的、带着微光的黑色。有一小块区域，大约有我手掌那么大，颜色显得有些发暗，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在晨光下，那块地方的质感显得有些僵硬，甚至在边缘处，因为干涸而起了几丝极细微的、像盐霜一样的白色结晶。它像一块地图上不祥的标记，无声地宣告着昨夜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怎样湿润而又黏腻的战役。

　　我的脸颊像被火烧一样滚烫。桑拿房里那些污秽不堪的话，像一桶沸腾的、滚烫的猪油，尽数地泼进了我的脑子里。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异样的、灼热的、近乎于侵犯的目光。她端着碗的手，剧烈地抖了一下，碗里的白粥都差点晃了出来。她下意识地，想要并拢双腿，想要用右腿去遮掩左腿上那块不祥的地图。

　　可她最终什么也没做。她只是僵硬地站在那里，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已经放弃了所有挣扎的人。

　　她把那碗白粥，重重地放在了我床头的小柜子上。

　　“快起来，喝了，上学要迟到了。”

　　她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淡。可那平淡里却藏着一丝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剧烈的、几乎要哭出来的颤抖。

　　然后，她就转过身，几乎是逃也似的走出了那道印花布帘子。

　　帘子因为她的动作而剧烈地晃动着，上面印着的黄色小鸭子也跟着惊慌失措地摇摆。

　　我一个人坐在床上，像一具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的、小小的泥偶，久久没有动弹。

　　我的目光，还死死地盯着那道晃动不休的布帘。

　　帘子外面，就是我们家那间狭小而又昏暗的客厅。就是那个充满了檀香皂和油烟味的、我无比熟悉的世界。

　　我拿起那碗放在床头柜上、还冒着热气的白粥，却怎么也喝不下去。那股熟悉的味道，此刻闻起来，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

　　(18)

　　那个冬天似乎有一种不肯走的意思，赖在我们这个南方小县城里，迟迟不肯挪窝。开春后，也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天，太阳会像个吝啬的富翁，从厚厚的、灰白色的云层里，露出一点点没什么温度的、苍白的光。

　　学校就是在这样一个没什么温度的下午，发下了年度体检的通知单。那是一张用最粗糙的黄麻纸油印出来的、薄薄的纸片，上面的字迹，因为油墨过多，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空气里，立刻就弥漫开了一股熟悉的、混杂了油墨味和少年们那种既期待又紧张的、荷尔蒙的气息。

　　对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体检是一场充满了仪式感的、小小的冒险。我们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到底健不健康，而是能不能在身高那一栏比去年多上几公分，好在同学面前炫耀；或者是在测视力的时候能比同桌多看清一行，证明自己的眼睛更尖。

　　我把那张皱巴巴的、散发著油墨味的通知单，像往年一样，随手塞进了书包里。可我没想到，这张薄薄的纸片，会在我们家那潭早已不起波澜的、死水般平静的生活里，投下一颗那么沉重、也那么奇怪的石子。

　　那天晚上，妈妈从我的书包里，翻出了那张通知单。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只是看一眼，然后叮嘱我一句“明天别忘了吃早饭”。她把那张薄薄的纸片，拿到灯下，仔仔细细地，看了很久。我们家那盏十五瓦的、昏黄的灯泡，光线照在她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把她眼角的那些细纹，照得比平时更深了一些。

　　“……身高、体重、视力、听力、内科、外科……”她用手指，点着上面的项目，一个一个地，轻轻地念出了声。那声音，很轻，也很飘忽，像是在念着什么她看不懂的、神秘的咒语。

　　“妈，怎么了？”我正在桌边，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忍不住抬起头问了一句。

　　“没什么。”她把那张通知单，仔仔细细地，对折好，放回了桌上，“明天体检，妈妈请个假，陪你去。”

　　我愣住了。从我上小学开始，每年的体检，都是我自己去的。

　　“不用了吧，”我说，“我都这么大了，就去医院排个队，费那个事干嘛。”

　　“那不行，”她转过头，看着我，那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你的身体，是大事。妈妈必须亲自看着，才放心。”

　　那天晚上，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紧张。她反复地叮嘱我要早点睡，甚至还给我冲了一杯我并不喜欢的热牛奶。牛奶很烫，我喝的时候，看到她又拿起了那张通知单，在灯下，反复地看着。那样子，不像是在看一张体检表，更像是在研究一张充满了未知和危险的、藏宝图的残片。

　　半夜，我被一阵奇怪的、压抑的咳嗽声给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帘子外面的客厅里，还亮着灯。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的一角，看到妈妈正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站在那面小小的穿衣镜前。

　　她没有在咳嗽。她的眉头，紧紧地锁着，脸上带着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混杂了忧虑、恐惧和一丝丝茫然的表情。

　　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在镜子前站了很久。

　　第二天，她真的跟单位请了假，带着我去了我们县里那个人声鼎沸的县医院。

　　医院里，永远都充满了那股熟悉的、混杂了消毒水、中药和病人身上那种特有的、带着一丝酸腐味的、复杂的气息。走廊里，挤满了人，哭的孩子，咳的老人，还有我们这些穿着各式各样校服的、被老师领着来体检的学生。

　　别的家长，都只是把孩子送到门口，就去忙自己的事了。只有妈妈，像一只高度警惕的母鸡，寸步不离地，跟在我的身边。

　　在量身高、测体重的时候，她会死死地盯着那些冰冷的仪器上，跳动的红色数字。护士报出一个数，她就会立刻拿出随身带着的、那个小小的记事本，用笔记下来。

　　“一米四七，”护士用一种很不耐烦的、拖长了的声调喊道，“下一个！”　　“同志，同志，麻烦您再给量一遍，”妈妈立刻就凑了上去，脸上带着那种谦卑的、讨好的笑容，“我怎么记得，他上个月在家量，都快一米四八了呢？”　　“哎呀，我说你这个家长，怎么回事啊？”那个年轻的护士，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差这一公分，能决定你家孩子考上清华还是北大啊？后面还排着队呢！”

　　妈妈的脸，白了一下，但她还是坚持着，说：“麻烦您了，就再量一次，一次就好。”

　　最后，在后面排队的学生们，那一片不耐烦的“哎呀”声里，我又被重新按在了那个冰冷的、带着铁锈味的测量尺下。

　　结果，还是一米四七。

　　在内科诊室里，那个戴着老花镜的、头发花白的老医生，用一个冰冷的听诊器，在我的胸口和后背来来回回地听着。

　　“肺部呼吸音清晰，心率正常。”他一边说，一边在我的体检单上，龙飞凤舞地，写着什么。

　　就在他准备写完结论的时候，妈妈突然插嘴了。

　　“医生，”她往前凑了一步，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那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年纪的孩子，要是平时，闻到点油烟味，就想吐，或者早上起来，总是没精神，打瞌睡……这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啊？”

　　老医生抬起头，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我妈妈一眼。

　　“你说的这些情况，他有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

　　老医生又转回头，看着我妈妈，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过度焦虑的病人。“我说这位家长，孩子身体

　　好着呢。你们当家长的，别一天到晚，自己吓唬自己。没病，都能被你们给想出病来。”

　　妈妈被他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整个体检过程，最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是在排队等候的时候。

　　从内科诊室出来，要去外科，中间，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光线有些昏暗的走廊。走廊的尽头，就是医院的妇产科。

　　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到那扇总是紧闭着的、乳白色的木门前，突然就停下了脚步。

　　她没有进去，也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门口，透过门上那块小小的、磨砂的玻璃窗，看着里面那些模糊的、穿着白色护士服的、来来回回走动的人影。我能听到，从门里偶尔会传来一阵婴儿响亮的、中气十足的哭声。

　　她看着那块写着妇产科的、蓝底白字的牌子，一看，就是很久。她的眼神很奇怪，那里面没有了刚才在诊室里那种紧张和焦虑，而是一种更深的、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混杂了羡慕、恐惧和一种说不清的、巨大的情绪。

　　“妈，你看什么呢？”我忍不住，扯了扯她的衣角。

　　她像一个被从梦中惊醒的人，猛地回过神来，身体都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　　她转过头，看着我，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没什么，”她说，声音，有些沙哑，“就是觉得……当妈妈的，都不容易。”

　　体检的所有项目终于都结束了。结果，当然是一切正常。

　　妈妈拿着那张盖着红色的合格印章的、薄薄的体检单，像拿着一张救命的符咒。我能感觉到，她那只一直紧紧攥

　　着我胳膊的、冰冷的手，在走出医院大门，重新看到外面那片灰蒙蒙的天空时，才终于有了一点点，属于活人的温度。

　　回家的路上，我们没有直接回家。妈妈拉着我，拐进了菜市场旁边那条总是湿漉漉的、散发著一股家禽粪便和鱼腥味的小巷。巷子的尽头，有一家很小的、连招牌都没有的铺子，门口挂着一块写着“土特产”的木牌。铺子里很暗，只有一个姓黄的、瘦得像根竹竿一样的老头，正戴着老花镜用一杆小小的、铜制的杆秤，给一包黑乎乎的草药称重。

　　妈妈走进去，跟那个黄老头小声地说了几句什么。

　　黄老头抬起头，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我一眼，然后，从柜台底下，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用牛皮纸包着的长方形纸包，递给我妈妈。

　　“一天两次，用开水冲了喝。”他沙哑着嗓子说，“小孩子家，身子虚，补补是应该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闻到，从那个牛皮纸包里，散发出一股很浓的、带着一丝甜味的、类似于当归和红枣混合在一起的药材味。

　　那天晚上，妈妈真的用开水，给我冲了一碗那种黄褐色的、看起来很粘稠的药汤。那药汤，闻起来很香，喝到嘴里，却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淡淡的苦涩。　　“这是什么？”我捏着鼻子，皱着眉头问。

　　“好东西，”妈妈坐在我对面，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执拗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专注，“黄爷爷说了，这是大补汤，男孩子喝了，长得快，身体壮。”

　　她盯着我，一勺一勺地，看着我把那碗又甜又苦的、奇怪的药汤，全部喝了下去。

　　从那天起，每天晚饭后，喝一碗那种“十全大补汤”，就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功课。

　　我并不喜欢那个味道，甚至有些讨厌。可我不敢不喝。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当我喝下那碗药汤的时候，妈妈那张总是紧绷着的、苍白的脸上，才会露出一丝丝的、近乎于虚脱般的、如释重负的表情。

　　她好像觉得，只要我把那些能补身体的东西都喝进了肚子里，那些隐藏在她自己身体内部的、看不见的亏空和虚

　　弱，就能被一并地，填补起来一样。

　　(19)

　　我喝了快一个星期的十全大补汤，那股又甜又苦的、混杂了当归和不知名草药根茎的味道，就像一层洗不掉的油漆，牢牢地附着在了我的舌根上。以至于我在学校里，闻到女同学文具盒里飘出的、那种廉价的茉莉花香味的橡皮筋的味道时，都会忍不住干呕一下。

　　妈妈似乎对我这种反应很满意。她好像觉得，只有这种具体的、能被感官捕捉到的苦，才能证明那些补药正在我的身体里，发挥著作用，才能让她自己心里，那些看不见的亏空和虚弱得到一点点虚假的填补。

　　而曾文静，则像一株生长在我们这个充满了药味和机油味的、沉闷世界之外的、不知名的植物。她身上，永远都带着一股干净的、混杂了阳光、墨水和她那件总是洗得发白的校服上，残留的肥皂泡的味道。

　　那个春天，她迷上了英语。

　　那不是我们课本上那种，“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式的、干巴巴的英语。她迷上的，是一种更遥远的、只存在于网络和磁带里的、带着音乐般韵律的英语。

　　我发现，她最近有了一个宝贝——一台小小的、半旧的随身听。那是她父亲从乡下中学淘来的、不知哪个老师用过的旧货，塑料的外壳边角都已经被磨得发亮，连放电池的那个小卡扣都断了，需要用一小截透明胶带，歪歪扭扭地粘着。她却非常珍惜，甚至用她妈妈织毛衣剩下的、淡黄色的毛线，给它打了一个小小的、刚好能套进去的保护套。

　　省里要举办一场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我们县只有一个推荐名额。这个消息，像一颗小石子，在我们年级那潭死水里，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但很快就平息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省城是一个和北京一样遥远的概念，远不如讨论昨天晚上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又闯了什么祸来得实在。

　　可这颗石子，却在曾文静的心里，砸出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坑。

　　她的目标，就是拿下这个名额。但她的动机，和那些想通过比赛获得加分、拿到奖状的同学，似乎完全不同。

　　有一次，在自习课上，我看到她正戴着耳机，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英汉词典，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过去，小声地问她：“你这么拼命，就是为了去省里拿个奖啊？”

　　她抬起头，把其中一只耳机递给我。那耳机的海绵套，已经有些发黄、破损了。我戴上，听到了一段极其清晰、纯正的、我从未听过的女声在朗读着什么。那声音，圆润、饱满，每一个单词的起承转合，都像音乐一样优美。它和我们英语老师那生硬的、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把“three”读成“树”的发音，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你听，”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一种近乎于信仰的、倔强的光，“这才是英语本来的样子。我觉得，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应该被这样对待。”

　　她所说的“好好对待”，是一种近乎于工程师的、充满智慧和耐心的、笨拙的抗争。

　　她没有去买那些昂贵的、全新的标准发音磁带，更买不起当时刚刚开始在我们县城里出现的、像个小宝贝一样被锁在玻璃柜台里的MP3。她唯一的音源，是县里那个上网费贵得吓人的网吧。那里的电脑，屏幕还是那种大屁股的、泛着蓝光的纯平显示器。

　　她会用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零花钱，去那里开上一个小时的机。然后，从一些我看不懂的、全是英文的网站上，下载一些同样是英文的、名叫MP3的音频文件。

　　可难题在于，如何把电脑里的声音，装进她那台只能播放磁带的旧随身听里。

　　我看着她，像一个最顽强的工程师，在用手里最简陋的零件试图搭建一架通往新世界的桥梁。她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淘来的、旧的《电脑爱好者》杂志上，找到了一个土办法。她去县城里那个专卖电子零件的、像杂货铺一样的小店，花了几块钱，买来一个耳机插头，一小段电线和一个麦克风插头。

　　然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她趴在我家的那张方桌上，用我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弄来、又被他扔在角落里生了锈的电烙铁，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细细的铜丝，焊接在一起。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松香和塑料烧焦的、刺鼻的味道。她的手指，甚至被滚烫的烙铁头烫出了一个亮晶晶的小水泡。她只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然后，继续埋头和那些不听话的、细小的零件较劲。

　　最终，她真的成功了。她焊出了一根两头带着不同插头、中间用黑色胶布缠得歪歪扭扭的、丑陋的“音频对录线”。

　　她会带着这根线和几盘空白磁带再去一次网吧。她把对录线的一头插在电脑的耳机插孔，另一头插在她那台旧随身听的麦克风插孔里。然后，在电脑上播放MP3的同时，按下随身听的录音键。网吧里很吵，充满了键盘的“噼啪”声和游戏里“Fire in the hole!”的嘶吼声。她必须戴上耳机，全神贯注地通过监听，来判断录音的音量和效果，不能有一点杂音。

　　我看着她因为成功地转录了一段清晰的对话，而摘下耳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疲惫而又满足的笑容时，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混杂了心疼和敬佩的触动。

　　那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

　　来的人是曾文静。

　　她怀里，紧紧地抱着她那个用淡黄色毛线套装着的宝贝随身听，和那几盘她自己亲手转录的、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标注着“Lesson One”、“Lesson Two”的磁带。她站在门口，显得有些拘谨和不安。

　　“何晨，”她说，眼睛却越过我，看向了正在客厅窗前，绣着星空十字绣的妈妈，“那个……我能，我能请程蕾阿姨，帮我一个忙吗？”

　　妈妈的动作，停了下来。她抬起头，那双因为长期盯着针眼而显得有些疲惫的眼睛，在曾文静那张因为紧张而微微泛红的、干净的脸上，停留了很久。　　曾文静走进屋，把那台半旧的随身听，像献上一件珍贵的贡品一样，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那张堆满了碎帆布和麻线的方桌上。

　　“程蕾阿姨，对不起，打扰您了，”她说，声音因为紧张而带着一丝小小的颤抖，“我从电脑上录了一些听力，但总觉得声音有点发闷，录出来的效果不好。我听我爸爸说，您以前在广播站待过，最懂这些……这些机器。您能不能，帮我听听，是不是录制的时候，电平太高了？”

　　我看到妈妈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极其复杂的表情。那里面，有惊讶，有片刻的恍惚，也有一丝被一个孩子的、天真的世界所打扰后的、不易察觉的疲惫。　　但她最终，还是放下了手里的绣花绷子和那根亮晶晶的小钢针。

　　她接过了那台小小的随身听，戴上了耳机。

　　为了测试录音效果，妈妈让曾文静把她的演讲稿念一遍。

　　曾文静立刻站得笔直，像一棵准备接受检阅的小白杨。她用她那清脆的、努力模仿着标准伦敦腔的声音，朗读着她的演讲稿。而妈妈则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她不像一个老师，更像一个倦怠的、苛刻的评委。

　　听完一遍后，妈妈睁开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曾文静在某个单词的尾音处理上的一个细微瑕疵。她的发音，比曾文静模仿的录音，更加纯熟、地道，带着一种曾文静从未听过的、属于成年人的自信和从容。那一刻，曾文静看着妈妈的眼神里，充满了崇拜的光芒。

　　曾文静练习了几遍后，妈妈却打断了她。

　　“文静，”她看着她，眼神变得很深，很锐利，“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非要参加这个比赛？”

　　曾文静愣了一下，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洗得发白的球鞋，小声但异常坚定地说：“因为……我觉得它很好听。

　　我就是想，把这么好听的声音，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地念出来。我觉得，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应该被这样对待。”

　　妈妈看着她那天真的、闪着光的眼睛，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没有说话，只是低下头，重新拿起了她那个绷得紧紧的、圆形的绣花绷子。

　　屋子里很安静。静得能听到曾文静那有些局促的、细微的呼吸声，和墙上石英钟“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脚步声。

　　妈妈的手指，捏着那根小小的、亮晶晶的钢针。她的面前，是一片已经绣出了一小半的、扭曲的星空。她似乎是想继续刚才的工序，可那根针，却悬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极其细微却又让我感到一阵莫名寒意的动作。

　　她把那根锋利的针尖，对准了那块已经绣好的、由无数个小小的、排列整齐的蓝色格子组成的“夜空”，然后，用一种近乎于麻木的、心不在焉的力道，开始一下、一下地，用针屁股，轻轻地敲击着那些彩色的棉线。

　　那敲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它只是让那些原本平整、服帖的丝线，变得微微有些松散，起了一层细小的、看不见的毛边。

　　她不像是在刺绣，更像是在用一种最温柔、也最残忍的方式，一点一点地破坏着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个小小的、脆弱的彩色秩序。

　　过了很久，她才停下那个奇怪的、徒劳的动作，抬起眼看着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沉默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曾文静。

　　“文静，”她说，声音很平，也很淡，像是在陈述一件早已发生过、与她无关的旧事，“我们单位去年搞业务竞赛，理论考试，我考了第一。”

　　曾文静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妈妈没有看她，目光落在了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上。

　　“实际操作，评委临时加了一道题。让我们用算盘，算一笔附加税，谁最快，谁的分就最高。”

　　她顿了顿，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自嘲的弧度。　　“那道题，我五分钟就算完了。坐在我旁边的小莉，她多花了三分钟。最后得奖的是她。”

　　她没有再往下解释原因。她只是转回头，看着曾文静那双因为困惑而显得更加清澈的眼睛，然后，她做了一个极

　　其细微的动作。

　　她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桌上那本曾文静带来的、崭新的英语演讲比赛辅导书。书的封面上，印着几个烫金的、醒目的主办单位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县教育局团委。

　　她的手指，就在教育局那三个字上，不轻不重地，点了两下。

　　那动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却像两声沉闷的钟声，敲在了曾文静的心里。　　然后，妈妈才站起身，把那台半旧的步步高复读机，重新收回了柜子里。她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磁带，一边用一种极其平淡的、仿佛只是在叮嘱一件日常小事的语气，对还愣在那里的曾文静说：

　　“你的发音很好。比我们局里所有搞外贸业务的人都标准。”

　　“回去吧。好好准备比赛。”

　　我坐在不远处的书桌旁，假装写著作业。我听着妈妈用她那被生活磨砺得沙哑的嗓音，向我心中那个最纯洁的女孩，传授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第一堂关于规则之外的、冰冷的启蒙课。我手里的铅笔，在练习本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黑色的、丑陋的口子，像一道无法修复的、撕裂的伤痕。

　　(20)

　　初夏的雨，不像春天那么温柔，也不像盛夏那么暴烈。它总是来得不声不响，细得像牛毛，密得像一张网，能把整个县城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潮湿的、怎么也晾不干的愁绪里。

　　我们家属院后面那条常年干涸的护城河，因为上游水库的整修，莫名其妙地蓄上了水。河水是浑浊的、黄绿色的，上面漂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和不知从哪儿冲下来的、腐烂的树叶。河水一来，那些不知在泥里蛰伏了多久的蛤蟆，就都活了过来。每天晚上，从河边都会传来震耳欲聋的、一片“呱呱”的蛤蟆叫声。那声音，充满了原始的、躁动的生命力，像一锅烧开了的水，搅得整个家属院的人都睡不好觉。

　　妈妈还在绣着那幅永远也绣不完的星空。只是速度越来越慢了。我发现，她开始频繁地感到疲倦，常常绣着绣着，针还捏在手里，人就已经靠在椅子上，沉沉地睡着了。她解释说是春天到了，犯春困。

　　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妈妈的行为出现了两个巨大的、让我感到不安的反常。

　　她第一次主动地，翻出了那个落满了灰尘的、用来装换季衣物的旧皮箱。她把那些早已穿不下的、带着一股淡淡奶渍味的婴儿服，洗得发白的、屁股上还带着两个洞的开裆裤，一件一件地，拿了出来，在灯下，仔仔细细地看，又仔仔细细地叠好，像是在清点着一些早已被遗忘的、珍贵的遗物。

　　然后，她又拿出了那件她织了快一年的、深灰色的毛衣。那件毛衣，因为我的个子长得太快，已经有些短了，袖口紧紧地箍在我的手腕上，像一副柔软的镣铐。她却找来一把小剪刀，把已经织好的袖口和下摆，小心翼翼地全部拆掉。那些原本排列整齐的、紧密的毛线圈，在她手里变成了一蓬蓬混乱的、卷曲的、像方便面一样的曲线。

　　然后，她接上新的毛线，开始重新往下织。

　　我看着她那个专注的、微微弓起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巨大的恐慌。我觉得，她不像是在织毛衣，更像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飞速流逝的时间赛跑。

　　“妈，”我终于忍不住，放下了手里的笔，“这毛衣都旧了，还织它干嘛？”

　　她没有抬头，只是手上的动作，慢了一点。她说：“旧是旧了点，但毛线是好毛线，暖和。你这孩子，长得太快，

　　像雨后的笋一样。今年织的，明年就穿不上了。”

　　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切的、仿佛要穿透我看到很多年以后的温柔和忧虑。

　　她说：“妈妈……可能要出趟远门。要去省里，学习。要去很久，可能……要一年。”

　　她继续说：

　　“我怕我走了，没人给你织新毛衣。先把这件加长一点，你今年冬天，就还能再将就着穿一年。等明年……明年妈妈回来了，再给你织件新的、更大的。”　　那个下午，妈妈对我说，工会的汪阿姨，要带我们去一个叔叔家认认门。她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通知我晚饭吃什么一样，不带商量的余地。

　　我心里咯噔一下。“汪阿姨”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密码，它总是在我们家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出现。我放下笔，心里充满了那种熟悉的、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的、无力的抗拒感。我不知道要去见谁，要去认什么门，我只知道，这又是一场我无法拒绝的、被安排好的戏。

　　汪主席果然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她今天穿了一件很鲜艳的、带着大花朵的连衣裙，脸上堆满了那种职业化的、不容置疑的热情。

　　我们跟着她，穿过几条陌生的、散发著一股煤烟和潮湿味道的小巷，来到了一个和我们家属院很像，但更破旧、更拥挤的筒子楼前。楼道里很暗，墙壁上，用粉笔画着各种歪歪扭扭的跳房子的格子。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属于劣质香烟的烟草味，和一股炒菜时辣椒被呛到的味道。我跟在妈妈身后，闻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干净的玫瑰香皂味，我觉得，她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一个穿着崭新的、甚至连折痕都还没消掉的蓝色工装的男人，早已像迎接贵客一样，等在了门口。他看起来很局促，两只粗糙的大手，不停地在裤子上擦着。他身后，还躲着一个小女孩。

　　汪主席热情地指着那个男人说：“程蕾，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师傅。老陈，这就是我们局里的大才女程蕾，和她儿子晨晨。”

　　那个被称作“老陈”的男人，对着我妈妈，憨厚地、近乎于讨好地笑了笑。而他身后那个小女孩，梳着两条小辫子，也从门后探出半个脑袋。她的眼睛又大又黑，像两颗潮湿的、黑色的玻璃弹珠。她没有看我，而是用一种我看不懂的、充满了审视和警惕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妈妈那双穿着半高跟皮鞋的、干净的脚。

　　汪主席像一个熟练的导演，掌控着全场的节奏。她先是热情地介绍着双方，然后便和妈妈、老陈，开始拉着一些关于旧事的、温情的家常。

　　我被安排着，和那个叫默默的小女孩，一起坐在里屋那张小小的、桌面被刻得坑坑洼洼的书桌旁，“一起写作业”。

　　里屋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拉线开关的、昏黄的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空气里，有一股橡皮屑、铅笔末和一种小女孩头发上特有的、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拿出作业本。她只是坐在我对面，两只手托着下巴，用她那双又大又黑的、不带任何表情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那不是一种单纯的好奇。那是一种更复杂的、类似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木匠，在审视一块即将被用来雕刻的、陌生的木头的目光。她在看我的纹理，在掂量我的质地，在判断我身上，有哪些看不见的、柔软的或者坚硬的地方。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只能低下头，假装很认真地在整理我那个从书包里拿出来的、铁皮的文具盒。

　　过了一会儿，她像是终于完成了她的审视。她站起身，绕过小小的书桌，走到了我的身后。我能感觉到，她那小小的、瘦弱的身体，就站在离我不到一臂的地方。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服上，残留的、阳光的味道。

　　她伸出一根细细的、有些冰凉的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我摊开在桌上的、那本作文簿的封面。

　　“这是你的？”她问，声音很清脆，也很好听，但那调子里，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平铺直叙的冷静。

　　我“嗯”了一声。

　　她没有再问，而是自顾自地，翻开了我的作文本。她的手指，翻动纸张的声音很轻。我看到，她翻到了我前几天刚写完的那篇、被语文老师用红笔在末尾画了一个大大的“优”，还批注了“感情真挚，文笔流畅”的作文。

　　她看着那个红色的“优”字，和那行同样是红色的批注，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了客厅里，那个正和汪主席、老陈谈笑风生的、我的妈妈。

　　她没有说话。

　　她只是用那根冰凉的手指，在那个红色的“优”字上，极其缓慢地、一圈一圈地，画着圈。

　　那动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却像一个无声的、充满了嘲讽意味的问句。　　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开始发烫。我下意识地，想把那本作文簿合上。

　　就在我的手，即将触碰到作文本的时候，她突然开口了。

　　她转回头，把那双又大又黑的、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一样的眼睛，重新聚焦在了我的脸上。

　　她问了一个让我瞬间如坠冰窟的问题：

　　“哎，我问你，” 她说，语气，是那种孩子气的、不带任何掩饰的、纯粹的好奇， “让你妈妈，也来我们学校，当一次家长。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也会给我的作文本上，画一个这么大的圈啊？”

　　一股巨大的、被当众剥光了衣服的羞耻感，像一盆滚烫的、带着冰碴的冷水，从我的头顶，浇了下来。我能感觉到，我脸上的血，在一瞬间全都褪得干干净净。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想说“不是这样的”，想说那个“优”，是我自己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诚实的声音在告诉我，她说得，或许并没有错。

　　我只能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紧张而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的手。　　她看到我这副样子，没有再追问。她只是撇了撇嘴，那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孩子气的、胜利的弧度。然后，她就重新坐回了自己的那个小板凳上，像一个打了胜仗的、高傲的女王，再也没有看过我一眼。

　　客厅里，大人们的谈话，还在继续。

　　我听到汪主席，终于，像一个宣布最终议程的主持人一样，清了清嗓子，把话题引入了正题。

　　“老陈啊，”她说，语气里，充满了那种精心安排好的随意，“程蕾要去省里学习一年的事，我上次在电话里，也跟你说过了。你看，我们程蕾一个女人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晨晨这个宝贝疙瘩。今天带孩子来，就是让他提前认认家门，以后啊，就要在你这里，叨扰一年了。”

　　没等一脸憨厚的老陈做出反应，妈妈就从她那个半旧的布兜里，拿出了一张纸，和一个信封，放在了桌上。

　　那张纸，是我们小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纸，上面，用她那手漂亮的、工整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行行的字。

　　我伸过头，看到了那张纸上的内容。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给狠狠地捏住了。那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张清单。上面，极其详细地，罗列着我的所有生活习惯和注意事项：

　　“一、晨晨早上七点起床，习惯喝一杯温水。”

　　“二、他不吃葱和香菜，炒菜时请不要放。”

　　“三、他有过敏性鼻炎，家里不能有太多灰尘，被子要勤晒。”

　　“四、他性格内向，如果和默默闹了矛盾，请不要先责骂他……”

　　……

　　清单的最后，是一行加粗的字：“每月生活费伍佰元整，将于每月一日前，准时汇入您的账户。”

　　一股巨大的、被连根拔起的恐慌，像一阵冰冷的潮水，瞬间就淹没了我的喉咙。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一直被抱在怀里的小动物，突然被人不由分说地，塞进了一个陌生的、冰冷的笼子里。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猛地抬起头，冲到了妈妈的身边，紧紧地抓住了她那只手。

　　“妈，”我带着哭腔，声音颤抖地问，“你是不是……是不是病得很重？”　　在我当时那小小的、充满了恐惧的世界里，只有最严重的、治不好的病，才需要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学习那么久。我想起了她在体检时的反常，想起了她在镜子前按压小腹的样子，想起了她最近总是喝不完半碗饭的、苍白的脸。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把脸，埋在她那件带着一股淡淡机油味的、粗糙的旧毛衣上，放声大哭，“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要是病了，我照顾你！我不要别人照顾我！一年……一年太长了……”

　　我的眼泪很快就浸湿了她胸前那片布料。我能感觉到，我的哭声像一块烧红的烙铁，让她那具总是挺得笔直的、坚硬的身体，在那一瞬间，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房间里，因为我突如其来的、撕心裂肺的哭喊，而陷入了一片死寂。老陈变得更加手足无措，那个叫默默的小女孩，也吓得往她爸爸身后缩了缩。只有汪主席，还保持着那种职业化的笑容，想开口说些什么来圆场。但妈妈比她更快。　　我感觉到，她那只被我紧紧抓着的手，反过来用一种近乎于痉挛的力道握住了我的手。然后，她另一只手极其缓慢地，极其僵硬地落在了我的头顶上轻轻地抚摸着。

　　那是我记事以来，她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做出如此亲昵的动作。

　　她没有推开我。她只是把下巴，轻轻地，抵在我那颗毛茸茸的、埋在她怀里的头顶上。我听不到她的声音，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温热的、小小的、湿润的东西，一滴一滴地，落在了我的头发上。

　　过了很久很久。

　　她才缓缓地，用一种极其沙哑的、仿佛是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里传来的声音，对那个一脸憨厚的老陈说：

　　“陈大哥，你……你先带默默，出去转转吧。我……我跟孩子，再说几句话。”

　　汪主席立刻心领神会地站起来，拉着还在发愣的老陈和默默，走出了房间，还体贴地，为我们关上了门。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个人，和那片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她没有再流泪。她只是抱着我，像在抱着一件冰冷的、正在慢慢失去温度的东西。她的手，在我那因为哭泣而汗湿的背上，一下一下地，轻轻地拍着，就像我小时候，哄我睡觉时一样。

　　然后，我听到她，在我耳边，用一种近乎于耳语的、带着一种被彻底抽空了所有力气的、虚脱般的声音，说：

　　“晨晨，别瞎想。妈妈身体好着呢。”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纠正我写错字时那种不容置疑的、淡淡的斥责意味。

　　“就是去读个书。单位里，别人想去，还没这个机会呢。”

　　她顿了顿，把我那颗毛茸茸的、埋在她怀里的头，往外推了推，强迫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圈通红，但眼神，却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冰冷的古井。

　　“你都这么大了，是个男子汉了。不能再像个鼻涕虫一样，天天黏着妈妈。”

　　“听话。就一年。你好好上学，妈妈也好好学习。咱们比一比，看谁厉害，好不好？”

　　那一刻，我所有的眼泪，都像被一股无形的、巨大的寒流，给瞬间冻住了。　　我从她怀里，抬起头，看着她那张布满了泪痕的、陌生的、坚硬的脸。我忽然明白了，她今天，不是在和我商量。

　　她是在通知我。

　　她是用她那一生中，唯一一次的、短暂的温柔和眼泪，来执行一场不容置疑的、早已决定好了的、漫长的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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